哈斯塔 · 科爾曼（Hasta Colman）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的博士生，專攻中國研究。她同時服務於非政府組織「真正進步指數」（GPI），致力於結合本土智慧的全球永續發展項目。她自十六歲起便開始修習佛法。當哈斯塔 · 科爾曼（Hasta Colman）初學中文時，她並未預料到這門語言會徹底顛覆她對佛教翻譯的認知。十年後，在攻讀博士學位之際，她回首往事，細述了「84000」翻譯計畫如何與她的語言學習之路交織成長。
2009年，我還是紐約的一名大一學生。當時，我的父親正遠在地球另一端的印度，參加由宗薩欽哲仁波切發起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翻譯會議。我依然記得父親在電話那頭難掩激動的神情，他描述著佐欽本洛仁波切如何主持大局，以及來自不同傳承、不同地域的喇嘛與譯者們，如何打破隔閡、共商大計。我相信，正是因為翻譯整部《甘珠爾》與《丹珠爾》——這項高達23萬頁的宏偉工程——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氣與超越自我的夢想，才讓他們得以跨越重重障礙。
一年後，在溫哥華的一場「84000」發表會上，當我聽到這是一個橫跨百年的翻譯計畫時，內心深受震撼。那時我剛失去一位年僅20歲的好友，深感人生苦短、歲月匆匆。我難以想像一個跨越世紀、旨在惠及百代子孫的計畫竟能在此刻啟航。於是，我立刻以那位友人的名義捐了款。
大約在同一時期，我就「業力」的問題請教了宗薩欽哲仁波切，並提到我開始學習中文。雖然確切的話語已隨歲月模糊，但我仍記得仁波切當時含笑點頭，流露出欣慰的神色。當時的我並未察覺，這竟是我人生長征的起點。十年後，在經歷了五年的中國生活與無數次的研讀後，我開始攻讀中國研究博士。如果當初我知道這條路有多艱辛，或許會因畏縮而止步；慶幸的是，我請教的是一位以「世紀」而非「年份」來衡量時間的智者，他給了我最及時的鼓勵。
前不久收到錄取通知時，我撥通了父親的電話。他感慨地說：「這證明你那些年的苦讀都值得了，哪怕是當年住在北京狹窄的陋室裡、連房東的話都聽不懂的時候。」
值此「84000」十週年之際，我要向景瑞（Huang Jing Rui）、烏什尼莎（Ushnisha）以及全體編輯、譯者團隊致敬。你們已完成了超過35,000頁的翻譯成果，這簡直是奇蹟。同時，我也要祝賀那些敢於投身於這場跨世代夢想的贊助人們。
回望2010年，英文版的佛經寥寥無幾；而今，「84000」已在雲端分享了近百部譯作。隨著中文水平的提升，我愈發體會到翻譯古典文獻的舉步維艱。過去我天真地以為翻譯只是詞語的對應與語法的拼湊，後來才發現，對於母語為英語的人來說，要理解一種完全異質的思維與意義傳達方式，是多麼巨大的挑戰。
當我了解到漢字的演變時，心中那根弦被觸動了。一個張開雙臂的人形化作了「大」，「大」演變為「偉大」，進而構成了「大膽」等詞彙。語言不僅是在描述意義，更是在創造意義。
以「經」字為例，在北京清華大學進修期間，我總是在聽寫測驗中寫錯這個字的筆畫。在一次因寫錯「經」字而被扣分後，我帶著幾分懊惱，打開 Pleco 詞典，決定徹底研讀這個字的所有釋義。
我原以為這只是一個與「已經」、「經濟」相關的常用字，卻驚訝地發現，「經」在佛教語境中直指 Sūtra。它的本義是織布機上的「經線」，與梵文 Sūtra（線）的隱喻不謀而合——它是那根貫穿、連結所有紋理的主軸。這個發現開啟了我的視野，我開始重新審視那些看似平凡的詞彙。例如「經心」，常被譯為「謹慎」，但拆解來看，不正是「用心去經歷」嗎？這難道不就是「正念」最動人的註解？
雖然我並非語言學家，但我體悟到，隨佛教傳播而衍生的古代語言，蘊含著現代語境難以企及的多重維度。「84000」的百年計畫挑戰了我19歲時對時間的認知，而譯者們則在每一天與跨越千年的詞義博弈。
得益於「84000」開發的數位閱覽系統，我們這些學生現在能輕鬆檢索藏文原稿、梵文譯本及各經文間的互證。這讓許多看似平淡的詞彙展現出深意。例如「五蘊」（Five Aggregates），在閱讀《文殊菩薩的奇幻遊戲》時我才領悟，它不僅是「組成部分」，更是構築世界與自我的基本元素。這種深刻的連結，若非透過「84000」的專業翻譯，我恐怕終其一生都難以領略。
我很慶幸當年得到了仁波切的鼓勵。在學習中文的旅程中，我找到了更深層的生命意義。而我們全體讀者都極其幸運，因為有「84000」的遠見卓識，讓我們在這紛擾的現代世界中，仍能推開那扇通往《甘珠爾》與《丹珠爾》智慧寶庫的大門。
哈斯塔 · 科尔曼（Hasta Colman）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的博士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