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悟法師是國際佛教大學創辦人，也是欽哲基金會終身成就獎得主。早年接受84000訪問時，唯悟法師深入淺出暢談《大藏經》的由來、內容、分類、語系版本，並且說明不同《大藏經》之間的異同與價值。在闡述佛典傳譯的歷史過程中，法師解釋了翻譯的困難，並且強調過去譯師們的偉大貢獻以及翻譯佛典的重要性。
我們常稱《大藏經》為「三藏」，「三藏」其實譯自梵文「Tripitaka」。 「Tri」的意思是三，「藏」則指分成「律」、 「經」、 「論」三個部分的佛教經典，梵文分別是「Vinaya」、 「Sutra」、 「Ahbidharma」，而在英文中將其翻譯成「Basket」。繼續細分，還可分成「三藏十二部」，但是今天就只討論「三藏」。
當今佛教有三大傳統，分別隸屬三大語系，其中流傳在東南亞國家的稱之為「南傳佛教」，該傳統的大藏經以巴利文為主。而流傳到中國的大藏經源自梵文，主要是一些印度祖師到中國後，在學習中文的基礎上進行翻譯的，故而「漢傳佛教」的《大藏經》是從梵文翻譯過來的。另外「藏傳佛教」的傳統，其《大藏經》語系為藏文，原本也源自梵文。
這三部大藏經既有共同點，也有各自特色。以巴利文為主的南傳大藏經可算是史上第一部大藏經。佛陀在世時期只以口傳授法，幾百年之後，許多僧侶已不能像當時的阿難陀一樣背誦出全部的經典， 於是便開始用文字記錄下來，以留世長存。在蘭卡結集而成的巴利文三藏貝葉經是最早的大藏經，後來用文字記載的梵文貝葉經也在印度流傳下來。
當佛教從印度傳至中國時，為了能讓中國人理解並接受，就需要將大藏經翻譯成能讓人們看得懂的漢文。在亞洲，中國和印度都有古老的文化。中國人很講究歷史，各個年代都詳細記載下來，據猜測印度大概也有五千年記載的歷史，但其年代並非像中國那樣詳細。所以，當佛教流傳至中國時，中國人能接受它真有點不可思議。因為中國人就像歐洲的希臘人，有著強烈的民族優越感。當年的中國人怎麼會接受從印度傳來的宗教呢？很不可思議！
首先，要歸功當年中國的佛教大師們非常有智慧，他們消化並理解了佛教的教義，同時又也很大膽地將佛教本土化。使得漢文語系的大藏經既有自己的特色，同時也有其歷史背景。在中國佛教本土化的過程中，佛教經典的翻譯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將大藏經完全翻譯成中國人使用的文字，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因為中國人使用的漢文和印度人使用的梵文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文字有著悠久的歷史，內涵極其豐富，所以從事翻譯的法師們，無論從印度到中國去的，還是從中國發心到印度留學求法、學好梵文後回中國從事翻譯的，都對漢傳三藏經典有著巨大的貢獻。他們能將優美的梵文經典用行文流暢、簡練的漢語翻譯出來，非常不簡單，所以漢傳的大藏經俱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藏傳佛教就與此不同了。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藏人基本沒有自己的文字。而藏王派人去印度求法，將佛教引進西藏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他想效法印度人的文化，其中包括印度的文字。藏文就是由此而來，故而在佛教經典研究上也有很特別的參考價值。因為藏文和梵文很接近，所以如果學過梵文後再去讀藏文，或者在藏文基礎上閱讀梵文內容，就相對容易些。現在很多中國學生到斯裡蘭卡直接去學習巴利文，或者梵文，相對比較辛苦。
我記得曾經在佛光山教過一學期的書，當時教學的還有一位斯里蘭卡的法師。班上學生大部份來自台灣，當他介紹《清淨道論》時，學生們上他的課就很辛苦，因為裡面有很多巴利文的名相，學生們搞不清楚，總覺得太難！而其中兩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就相對容易理解，一學就會！於是，台灣學生們便來問我，為什麼我們馬來西亞的同學這麼棒？我們上斯里蘭卡老師的課根本聽不懂，而他們一聽就懂？那時，我才想到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文字早期都受梵文文化的影響。所以，你如果有馬來文和印尼文作為基礎，再去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就很容易。因為「Sukhacitta」、「Dukkhacitta」、「Bhumiputra」等全部都是梵文。
其實在馬來文和印尼文裡，有一千個字是從梵文而來。所以我鼓勵星馬的年輕人多去學習巴利文和梵文。文字很有趣，也因為其文化背景，所以現在這三個傳統的《大藏經》各有各的特色。
現在西方人對佛教很感興趣，很多知識份子已經很難接受猶太教、基督教那種信者得救的教義。很多以信仰為主的西方人開始對佛教產生興趣。所以，無論翻譯的是巴利文、漢文或藏文《大藏經》。將三藏經翻譯成英文或者法文，是很重要的任務。
如果我們要把佛法宣揚到歐美，翻譯工作就非常必要。或許你會認為既然漢藏兩部《大藏經》都起源於梵文，只翻譯一種就可以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即使都是在中國翻譯的經典，因不同時代的翻譯可能源於不同的梵文文本，如早期發現的版本和後期發現的就很不一樣；所以不同時代的譯本就可能不一樣。現在很多學者都在深入研究同一部經典在不同時代的譯本和不同語系的經典間的異同，這樣的研究極其珍貴。原因有三，其一是源文本不同。雖然同是梵文版《大藏經》，但版本不同。雖然是同一部經典，裡面的教義幾乎沒有分別，但細節上略有不同。其二，文本源於不同時代。所謂「三藏」，即「律藏」、「經藏」、「論藏」。 「律」主要是一些大眾生活的規律，對出家人尤其重要。 「經」是佛陀在某地、某時所講的法。 「論」是佛涅槃後，不同時代的祖師在不同地區，因時因地重述佛陀的智慧，所以都是論師的功德。
當你看不懂一部「經」時，最好先去讀「論」。需要深入理解一部「經」時，「論」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論」解釋了「經」的內容。在「論藏」上，漢傳和藏傳的大藏經裡有不同的論述。因為佛教在早期分了很多部派，每個部派在不同時代又有各自不同的論師，所以比較這兩個傳統的「論藏」時，裡面有很多可以深入研究的素材，具有很高的價值。
漢系的《大藏經》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價值所在：漢系的大藏經的「律藏」、「經藏」和「論藏」，有很多不同的翻譯版本。所以單單去研究不同時代的翻譯和不同譯師的翻譯，就可幫助我們深入理解一部經，對修學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我要強調一點，雖然我們可以通過漢傳的《大藏經》和藏傳的《大藏經》深入經藏，但是這並不能夠取代學習梵文的助益。最好是梵文和巴利文都學，便可以更加深入經典了。
將巴利文《大藏經》和其它語系的《大藏經》進行比較研究具有很大的價值，比如巴利文的《尼柯耶》（Nikāya）和漢文的《阿含經》。
84000這個名字太有意義了，意指佛陀有八萬四千法門，「八萬四千」代表很大的數目，並非是一個實際數字。我們說眾生有八萬四千種煩惱，而佛陀用八萬四千種法門來對治這些煩惱。所以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代，我們要懂得善巧方便、要會靈活地善用佛法，而我們的表達方法則要適合這個時代、這個地區。比如說， 我們從前沒有文字，後來在貝葉上抄寫下了佛陀的智慧，而中國人則發明了紙，然後又發明了印刷。據說中國的第一個印刷品好像是佛經，這個很有意義。傳統方式印刷出來的書俱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值得繼續使用。但是，當今又出現了電子、數碼的方式，都是應該去善巧利用的工具。但是我們也不要忽略傳統用印刷方式製作出來的書籍。
早期的譯作源自巴利文系南傳大藏經的居多，接下來是漢傳和藏傳的《大藏經》。 84000項目從翻譯藏傳的《大藏經》開始是正確的。我們總不能夠同時進行所有的翻譯，項目開始的時候總要有所取捨，所以我很高興看到這個項目的進展。其中有一些年輕的菩薩們加入了這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很不簡單。
凡事萬事起頭難，我們已經走過了最難的階段，所以希望繼續努力，堅定地進行接下來的工作。因為經過了最難的開始階段，而且已經看到一些成果，所以我們得以具足信心和力量，繼續走下去。或許僅憑我們這一代不能夠完成這個使命，但是會代代相傳，佛法就是如此。因為佛教對時間的觀念與其他宗教很不一樣，佛陀教導，我們的生命是無限相續的，所以你可以發一個願，這一世做不完的下一世再來繼續。
2020年，欽哲基金會（Khyentse Foundation）將第六屆終身成就獎授予馬來西亞的唯悟法師，以表彰法師對佛教教育的寶貴貢獻和所開展的諸多菩薩行，感謝唯悟法師席不暇暖、念茲在茲地為保存和弘揚佛陀教言及其普及實踐所做的努力。
唯悟法師對獲獎表示感謝，他說：「獲頒欽哲基金會的終身成就獎，我既感到非常榮幸卻又受之有愧。 我和檀香寺和檀香基金會以及國際佛教大學的成員共同分享這項榮譽。 他們也隨喜欽哲基金會為弘揚佛法做出的重大貢獻。」
在全球正歷經各種健康、氣候、經濟和政治動蕩之際，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如唯悟法師般的菩薩。 我們藉此機會正式表彰唯悟法師的不懈努力，並祈願他寶貴的利生事業持續興盛，造福所有眾生。
84000的團隊是由資深學術研究人員、專業翻譯、技術研發專家，行政支援等多個部門組成的。我們的成員合作無間間，傳承佛陀智慧寶藏。
